作為國內首批歷史文化名城，泉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起點城市，2013年獲得首屆“東亞文化之都”的殊榮。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工作期間，提出寶貴的“晉江經驗”，并指出這一經驗是晉江人民對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大膽探索和成功實踐。在“晉江經驗”引領下，泉州連續20年領跑全省GDP，被譽為民營經濟的樂園。中國泉州，這座千年歷史文化古城的蛻變發展進程，不僅伴隨著亙古不息的漲海濤聲，更一次次驗證著“有廉乃興”的因果必然。
向海而生 文化寶庫
位于東南沿海的泉州，古稱“刺桐”，是一座寫滿海洋記憶的港口城市。泉州開發于周秦兩漢，唐景云二年改名泉州。10世紀到14世紀，泉州在繁榮的國際海洋貿易中蓬勃發展，成為各國商旅云集、多元文化交融的“東方第一大港”。泉州也是著名僑鄉，分布在世界170個國家和地區的泉籍華僑華人950多萬，數量在全國設區市重點僑鄉中位居第一。
泉州文化積淀深厚，不僅是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核心區，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起點，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址為全球首個“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在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被批準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56處世界遺產。在這一世遺項目中，市舶司遺址、德濟門遺址、府文廟、洛陽橋、石湖碼頭、德化窯址等22處遺產點，在完整地體現了宋元泉州富有特色的海外貿易體系與多元社會結構的同時，也充分彰顯了包括愛民思想、廉潔文化等在內的優秀傳統文化，深刻揭示著宋元時期東方第一大港繁盛背后的社會治理邏輯。
回望千年，泉州的歷史扉頁上鐫刻著歷代先賢達者開拓創新、愛拼敢贏、廉政為民的精神——在唐末，泉州刺史王審邽、王延彬父子大刀闊斧、勵精圖治，一改泉州當時蠻荒落后之風貌，與中原文明接壤；在五代，體恤民瘼的清源軍節度使留從效“專以勤儉養民為務”，把節省的費用用于改善百姓的生計；在宋元，真德秀、汪大猷、蔡襄、趙令衿、鄒應龍、王十朋等一批主政泉州的官員，在掃除貪佞、革弊興利、痛繩勢豪的同時，在造橋鋪路完善民生建設，以及打擊盜匪維護社會治安上賡續不輟。在明清，莊際昌、俞大猷、李廷機、李贄、施世綸、陳慶鏞等一大批文臣武將與思想家，更是傾其一生踐行廉潔思想，將家國情懷融入個體命運的奮斗之中。
同時，深厚的廉潔文化也使得許多從這里走出去的官員，將廉政之風帶到了每一處任職地。如明代泉州人李愷，早年出任廣東番禺縣令時，兼管通商口岸，這無疑是當時整個國家“最肥”的幾個崗位之一。李愷上任后力推廉政，革除弊疾，簡化對商賈的驗貨課稅手續，最大程度減少權力尋租空間，做到了“不封舶、不抽盤，責令自報其數而驗之，嚴禁人役，毋得騷擾”。對此，外商們非常感激他，自發籌集了千金相贈，但李愷堅決不收。最終，外商們共同決定，用這筆“感謝費”在東莞建坊掛匾、筑亭立碑，名之以“卻金亭”，即“卻金不受”之意，以紀念李愷的廉政義舉。
勤廉合樂 義利并舉
洛陽橋，又名萬安橋，是世遺系列遺產之一。這座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跨海梁式石橋，由“宋代書法四大家”之一的北宋泉州太守蔡襄主持修造。
都說“要致富，先修路”，在泉州這樣一座海灣型城市則是“要致富，先修橋”。洛陽江原有渡口擺渡以濟行人，名為“萬安渡”。此處水流湍急，涉渡艱險，但受時代造橋技術水平的限制，搭建一座超長的跨海大橋，難若登天，泉州官方、百姓耗費漫長時間和大量錢財屢次嘗試建橋仍無法建成，泉州百姓為謀生計只能被迫涉險渡灣。蔡襄曾無數次凝望著眼前那片風急浪涌的海灣，看著“沉舟被溺，死者無算”的殘酷現實，下定決心要讓天塹變通途。早在決定建造萬安橋之前，蔡襄強忍喪妻之痛，已經在泉州完成了除陋習、教民眾、肅吏治的“三大工程”，他堅信只要一心為民，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鋼筋，就開山采石架橋；沒有水泥，就在橋墩上種牡蠣粘合；沒有資金，帶頭自掏腰包往里捐。老百姓被蔡襄感動了，于是，從“太守要造橋”到“我們要造橋”，越來越多的人自發參與其中。上下同欲者勝，風雨同舟者興。歷時達六年，萬安橋通了！在《萬安橋記》碑文中，蔡襄用“合樂”二字來做建橋工作總結。合樂者，合眾人之樂，合百姓之樂。雖越千年，“合樂”二字與“人民群眾對幸福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奮斗的目標”卻有著無比震撼人心的歷史共鳴！
泉州世遺另一處遺產點順濟橋遺址，也有著與洛陽橋相似的故事。此處過往商旅行人均濟以舟渡，既不方便，又不安全。南宋嘉定四年，泉州知府鄒應龍主持修建順濟橋，長一百五十余丈，寬一丈四尺，計三十一墩，兩翼作扶欄，大大方便了人們行旅。
除了道路、橋梁這樣的基礎建設完善外，古代泉州能形成“梯航萬國、蕃舶輻輳”的盛況，良好的營商環境更是硬指標。位于泉州古城內的世遺系列遺產之一的市舶司遺址，見證了古代泉州開放寬松的市舶政策，公平規范的交易法則以及廉潔自律的執政隊伍，也正因如此，刺桐港才能吸引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商賈。
隨著經濟的發展，巨額的利潤無疑會勾起一部分人的貪欲。一些胥吏甚至勾結豪強甚至海盜，壓榨勒索往來商賈。時任泉州太守真德秀對此深惡痛絕，并決心鐵腕反腐。在任期間，他罷和買、禁重征、懲貪吏，同時禮遇各國商賈，主動幫助他們合法營商。此外，他還倡導同僚們“修冰蘗之規、厲玉雪之操”，堅持修身立德，勉勵大家為官為吏都要體恤百姓，恪守官德，寧可“身代其苦”，也不能“加之于民絲毫”。在真德秀的規范治理下，泉州被譽為“最佳商業友好城市”，屹立于世界東方。
愛民惜民 德厚流光
“愛民者，民愛之；惜民者，民惜之。”縱使滄海桑田、斗轉星移，行走在如今的泉州，人們仍能找到許多百姓們為紀念愛民惜民的清官廉吏自發建造、并一代代細心呵護至今的歷史遺存，其中以祠堂與碑匾最為典型。
泉州惠安縣西郊的科山上，有一座以“報德”為名的祠堂。這座距今400多年的祠堂，建成之時乃是一座“生祠”，即供奉活人的祠堂。人活著就能得到供奉，看似荒誕不經的背后，寄托著百姓們深深的愛戴之情。在報德祠里，供奉的是明代官員劉會。明萬歷年間，福建沿海倭寇四起，人口銳減、民不聊生。但當時的省府卻以平倭需要軍餉為名，追繳田賦。僅惠安一地，就要百姓補繳近二萬兩白銀。劉會當時奉旨巡按廣東途經惠安，在了解到民眾疾苦后，他挺身而出，入衙署據理力爭，最終減免了這一額外課稅。這座生祠，正是百姓們出于感念，在之后的豐年里自發修造的。
同樣在生前就享有“入祠受供”的，還有泉州清代官員施世綸。一部《施公案》，讓施世綸成為了與包公、狄公齊名的“施青天”。施世綸為官清正廉潔、秉公執法、不畏權貴、勤于民事，被康熙譽為“天下第一清官”。施世綸的愛民情懷與廉潔品格，從《清史稿》中的一小段記載就能窺見：施世綸任江寧知府時，其父病故，按禮制他必須離職三年，回家丁憂守孝。臨行，上萬名百姓前來懇請他留下，但他還是堅持回家守孝。民眾于是每人自捐一文錢，在府衙門前建亭懷念，取名“一文亭”。老百姓說：“施大人為民父母，卻不濫取民一文，我等自捐一文建一文亭，要永遠記住這個清官！”就連康熙帝也對身邊的大臣們說“我深知施世綸為官廉潔，將錢糧這類事交給他最合適”。在泉州晉江的施氏大宗祠中，排在正堂最前的牌匾，是百姓與族人們為紀念施世綸而高懸的清官匾。可見，“清廉”在百姓心中的分量。
除了“入祠受供”以外，以人來命名城市的街巷，也是百姓們表達愛戴與敬意的方式。在泉州的西街，有一名為“賢相里”的古巷，其得名于明代大學士李廷機。李廷機一生清廉至極，常將家財捐助給貧苦窮人。在內閣任職時，有學生向其請教為官之道，李廷機說：“當官三事，清、慎、勤，清居首。”并反復告誡，當官不能想著明哲保身、想著為家族牟利、想著有高官厚祿、想著要蔭蔽子孫，除安分拿自己該拿的俸祿，干好本職工作外，其他啥也別折騰。
李廷機告老還鄉后，更是將畢生積蓄用來購置“義田”，以租谷收入來救濟貧病交加的鄉民百姓。以至于在其死后，連棺木都是他的學生自發籌錢購買的。愛民惜民到“棺材本”都毫無保留，李廷機的事跡成為一代代泉州人教育孩子“學做人”時必講的經典范本。
“站著像東西塔、躺下是洛陽橋”，這是每個泉州人心底的座右銘。正直如塔，剛毅不阿；擔當如橋，負重蜿蜒。而泉州的母親山，恰巧又名“清源山”，正本方能清源。泉州，這座古城，清廉正直、拼搏擔當的歷史品性，早已以山勒名、以海為誓。州南有海浩無窮，在新時代的澎湃巨浪中，泉州正以拼搏為槳、以廉政為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舵，乘風破浪駛向浩瀚璀璨的夢想之洋。（作者：福建省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館長；泉州晚報社總編室副主任兼評論部主任）
以“犭貪”為戒 安守清廉
在泉州西街有一面照壁，壁上有一只身披銅錢甲、腳踩八寶、怒目圓睜的怪獸，活脫脫一副野心勃勃、欲求不滿的樣子。古人稱其為“犭貪”（讀tān，音同“貪”），石壁也由此得名“戒貪壁”。
古代的官宦人家常常會在堂前門后的照壁上繪上“犭貪”，以此來警示自己和族人戒除貪念，清正為官。在山東曲阜孔府院內的照壁上就繪有一副《戒貪圖》。在泉州安溪縣的清朝理學名臣李光地故居前，亦有一座“犭貪”雕像，首部與身體是斷開的，李光地把斷首的“犭貪”擺在門口，以告誡后裔：為官若貪，便會“掉腦袋”“身首分離”。
與許多官宦人家為告誡自身和后代，在家里擺設“犭貪”有所不同的是，泉州的“戒貪壁”卻為民間捐贈所為，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活動，是民間對清廉政治的訴求。
“犭貪”與貪同音，‘貪’字近乎‘貧’，‘婪’字近乎‘焚’，雖都近乎一筆之差，卻天壤之別，莫一失足成千古恨。站在泉州戒貪壁前，細細品味，不禁感慨古人先賢之教導智慧：“富貴茍求終近禍，汝曹切勿墜家風”；也給廣大黨員干部帶來啟示，唯有修身正己、清廉自守，樹好家風，方能得人生幸福真義。（莊志陽）
（本文刊載于《中國紀檢監察》雜志2021年第24期，作者：丁毓玲 薄魯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