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是位老紅軍吧？”兒子年幼時，曾指著老家大廳里擺放著的那張軍裝照，向我問道。兒子口中的“爺爺”，其實是我爺爺的哥哥李子芳，我稱呼他為伯公。
伯公犧牲得早，他的故事我大多是從奶奶和父輩口中得知。從小到大，他在我心中就是一位英雄。
伯公是我的英雄，也是大家的英雄。上個世紀50年代，熱播電影《上饒集中營》里那位名叫“錢子英”的歸僑烈士，就是以他為原型。我們村原本叫岑兜村，電影播出后，大伙兒便想著為村子改名，以紀念我們的英雄，傳承英烈精神，這也是“子英村”這一名字的由來。
李子芳故居
后來，我們村又是騰地又是自發籌錢，在村里建起了李子芳紀念館。在石獅市區，有一條繁華的主干道，名為“子芳路”；石獅市委、市政府還在江西的上饒集中營舊址捐建了子芳亭……伯公李子芳在石獅家喻戶曉，他的精神早已融入這座城市。
太爺爺早年在菲律賓做生意，伯公和我爺爺出生時，家境殷實，條件優渥。伯公在年少時前往菲律賓，繼承了太爺爺的部分家業，本可衣食無憂，但就在1927年，他選擇歸國求學，在泉州培元、晉中、黎明高中讀書并參加學生進步活動。1932年5月，伯公在漳州石碼參加紅軍，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抗日戰爭中，他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1941年，皖南事變突圍時，伯公不幸被俘。1942年5月被殺害，犧牲時年僅32歲。
李子芳
伯公自幼勤奮好學、樂于助人。在漫長的長征途中，任職于軍團政治部組織部的伯公，就經常利用行軍作戰空隙教戰士們認字、學習文化，宣講馬列主義。后來他被戰士們親切地稱為“110部長”，原來，具有廣博學識和較高馬列主義理論素養的伯公在一次軍隊理論學習考試中得了110分。那時鄧小平在總結中說：“陳賡、李子芳同志成績最好，都得了滿分，另各加10分，以資鼓勵。”
1937年七七事變后，伯公奉命調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在項英直接領導下，為新四軍黨的建設、干部隊伍建設，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他領導下，組織部的工作有條不紊地推進。1939年7月，他還參與主持在皖南舉行的中共新四軍第一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了關于新四軍黨組織情況的報告。
他作為紅軍政治工作人員具有優良素質，凡是組織上交給他的任務，總能想方設法完成。不論在行軍途中，還是在部隊駐地整訓，他都不顧疲勞，到一線了解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走到哪里都和干部群眾打成一片，從來不擺知識分子的架子。“當時他地位相當高了，但是他來時沒有警衛員，自己打背包，生活很樸素。”葉飛上將曾回憶道，“在我的印象里，他特別樸素，特別能吃苦、表現特別突出，以身作則，平易近人，給我印象很深。”
李子芳在新四軍第一次黨代會上作報告
他堅持原則，實事求是，關心同志，知人善任，許多同志喜歡找他談心，談入黨，談個人問題……他始終耐心傾聽來訪者的講話。他常跟部里的同志們講：“組織部是干部的家，我們要為他們服務好！” 他處處起模范帶頭作用，所領導的組織部也被稱為“干部們的家”。
開國將軍、曾任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的湯光恢在《黨的優秀干部李子芳同志》中深情地回憶起伯公：“當時，新四軍是個新建單位，人簡事繁，百廢待興，而身負重任的李子芳同志，總是日以繼夜、不知疲倦地忘我工作著……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的實際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建樹和成績，這與李子芳同志的努力工作是分不開的。”
認識伯公的人，無不敬佩他光明磊落的人格和樸實誠懇的品德。時任紅一軍團青年部長的蕭華將軍，曾評價伯公就像是一根旋緊了的發條，有一股永遠也不停止擺動的精力。
常年的操勞使伯公幾次患病。1940年冬天，他肺病加重，又患上急性闌尾炎，被送進醫院開刀。
不料，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伯公的傷口未愈，只能由擔架抬著走。組織上考慮到他的身體情況，想讓他先撤退。
“同志們都在前面戰斗流血，我怎么能只身撤退呢？我是組織部長，應該和部隊在一起。”伯公再三堅持留下來。后來，他還按照部署組織進行了突圍戰斗，他勉勵大家“突圍出去，不管情況如何，對革命不要灰心喪氣”。由于敵我力量懸殊，經過七晝夜的艱苦奮戰，我軍僅少數部隊突出重圍，大部分壯烈犧牲或被俘，伯公也因體力虛弱，不幸落入敵人的魔掌。
1941年7月，伯公被押到了上饒集中營的石底監獄。
在獄中，伯公仍然與敵人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斗爭。當時，國民黨52師師長李秉哲親自審問他：“你是組織部部長，只要按照我們的條件辦事，別的什么事情都好說。”
“我個人的問題不必談，你們的所作所為蓄意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底把槍口對準誰呢？”伯公說，“要我當叛徒，絕對辦不到，要命有一條！”
在這里，伯公還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和同志們進行聯絡。他告訴戰友們：“我們絕不屈服，不是堅持到勝利，就是戰斗到犧牲。”伯公在獄中組建黨支部，領導同志們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一次又一次挫敗敵人的陰謀詭計。
位于上饒集中營舊址的子芳亭
1942年5月，國民黨反動派向石底監獄伸出了血腥的黑手，伯公慘遭毒手，為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留下遺詩：“鐵軍戰士不彎腰，豈能怕死去求饒。人生百年終一死，留得青山上云霄。鐵軍戰士不發愁，革命何須怕斷頭。留得子胥豪情在，三年歸報楚王仇。”
斯人已逝，伯公李子芳的革命故事和不屈精神仍深深地影響著我們。
為了緬懷追思伯公，體會伯公革命歷程的艱辛，2019年，我的伯伯李國雄已近80歲高齡，尋著伯公的足跡，義無反顧地踏上征程，重走了長征路。那時，他選擇從最北的甘肅省隴南哈達鋪開始走。幾年時間里，分別去了陜西、貴州、寧夏、甘肅、四川和云南等長征經過的省份，逐一尋找長征舊址，一路走一路問，一路尋找一路感受。
伯伯告訴我們，他登上了紅軍長征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夾金山；找到了固原七營鎮，那里有個趙家堡，是伯公當年參加培訓班的地方。
1937年10月，李子芳（左一）在延安抗大三期五隊學習時留影
伯伯說得最多的是趙家堡。“在長征這樣艱苦的環境下，他仍然嚴于律己、勤奮學習，令我欽佩又自豪。”其實，伯伯何嘗不是如此呢？身為高級工程師的他和伯公李子芳一樣好學、嚴謹。
早在出行前，他就認認真真做了功課，身體力行，給我們這些后輩做榜樣。伯伯說，當時伯公李子芳已經是新四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可是他的房間里只有一張辦公桌，“床”是由兩張椅子上面搭一塊木板組成的。我們族人也因此對艱苦革命歲月有了更深刻的體會，也更加明白革命精神的珍貴和偉大。“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要像他一樣，無私無畏，全心全意為祖國和人民服務。”這是伯伯對我們的叮囑。
信念傳家，傳承就是最好的紀念。長輩們說，以前伯公常在書信中提及要家人重視教育，把孩子們培養成對祖國有用的人。
我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在基層派出所工作二十多年了，我秉承祖輩遺愿，牢記父母的叮囑——“做人做事要對得起這身警服”。
如今，我的兒子已在念小學，我不時把祖輩的這些“老故事”講給他聽。興許是心里的種子慢慢發了芽，在作文里，他深情地提及我們的家族故事。他開始意識到，“伯公”不僅是位老紅軍，更是家族里值得學習的好榜樣。
口述人：李煒猛（李子芳侄孫，供職于晉江市公安局青陽派出所）
整理人：陳偉鵬、謝艷、占婷、鄭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