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晚年還常出現在北京街頭。他脖子上掛著U盤和PDA（掌上電腦），肩上背著雙肩包，常去位于美術館東街22號的《讀書》雜志編輯部“約會”。那里有一臺復印機，他稱它為“復小姐”，那是他的“情人”。
他要帶著U盤去找那個“情人”。U盤里裝著他在網上尋來的文章，他一開印，其他人的復印得往后排，打印紙和墨盒，因為他的到來而需要頻繁更新。
離開時，他的雙肩包總是被塞得鼓囊囊的。有時，包里還塞著他在舊書市場淘來的書。這些文章和書，不久后就會出現在一些朋友的信箱或所在單位的收發室。這好似家常便飯，沈昌文下雪也送，這種上門服務很多友人都享受過，費孝通的助手張冠生多年來積攢了幾十本。
退休后的20余年里，沈昌文一直堅持這樣在北京城轉悠，早些年胯下總是騎著一輛破舊的二八自行車，后來自行車騎不動了，他就坐著公交車或者步行，一邊聽鄧麗君的歌，一邊在京城四處游蕩。他最后一次出現在《讀書》雜志編輯部是在2020年10月底，那時他已經被確診肝癌晚期。
用草鷺文化董事長、真格基金創始人王強的話來說，沈昌文是一位無法復制的思想郵差，無數件裝著思想和文字的包裹得以經他的手踏實地傳遞給每一位如饑似渴的中國讀書人。
那些文字印在自1980年3月至1996年1月的100多期《讀書》雜志和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三聯書店出版的書里。沈昌文是那個時代的《讀書》雜志的主編、三聯書店的總經理。這個最高上到初中一年級的老者，被認為是中國出版史上“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
只是如今這個“郵差”再也沒辦法親自送那些“包裹”了。2021年1月10日，女兒發現，90歲的沈昌文在睡夢中辭世。半個多月里，文化界關于他的哀悼與追思一直在持續，人們懷念他主持的《讀書》和三聯書店，以及那個時代。
他1980年4月起擔任三聯編輯室主任，兼《讀書》雜志負責人，1986年1月1日成為三聯書店恢復獨立建制后第一任總經理，直至1992年12月從總經理的位置上退居二線，但繼續任《讀書》主編至1996年1月1日退休。
王強把《讀書》雜志比作一個交換思想的集市，“這個集市充分體現了一種自由的東西，體現了一種自由、美、高尚道德”。“在當代中國文化、學術、思想的發展史上，在當代中國精神發育和公共空間建構上，如果只能評選一本雜志，無疑首推《讀書》。”史學家雷頤說，《讀書》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個啟蒙刊物，一個風向標。
有人評價沈昌文的一生是“為了書籍的一生”，他卻時常自嘲是“學徒工”“書販子”。其實他的人生，要遠比任何人的述評復雜。
沈昌文生于1931年的上海灘，家道中落，自幼失學。新中國成立后他考進人民出版社。“文革”期間全家被迫下放至湖北咸寧農村，經歷數次風波后，從校對員起步當上主編、總經理。退休后，他迎來自己出版生涯的“黃金時期”。
沈昌文曾說過：“我這一生做人，就是在溫和地奮斗。它不是非死即活的。求生存、求發展，人都必須要溫和地奮斗。這是我一輩子的主張。”
他自稱“知道分子”，而非知識分子。 “我們之所以可以在中國社會轉型的最復雜的年代里，把一個思想評論雜志長期堅持下來，讀者越來越多，靠的無非是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無能。因為一己之無能，才能聯絡到那么多能人，把這么一個其內容遠遠超過我們知識水平的雜志，有聲有色地辦了恁多年。” 沈昌文說。
“我們的‘說話’方式，就是自己不說讓人家說。” 沈昌文將辦《讀書》雜志的經驗總結為“三無”：無能、無為、無我。在雜志編輯部，除了主編沈昌文的出身是銀樓學徒工外，編輯隊伍里還有當過油漆工的、開過卡車的，稍微強一點兒的是當過“工農兵學員”的，沒什么學歷與專業知識。王蒙曾經評價，這是《讀書》雜志進入“兼收并蓄的‘無’的狀態”。
沈昌文辦過讀書“沙龍”“俱樂部”，后來，從電視廠售后服務的廣告得來靈感，活動改名為“《讀書》服務日”，每月一次，沒有主題，不限形式，租個咖啡館，擺十幾張桌子，讀者、作者花三兩元買某個一起閑聊的下午，編輯活動其間，討教主意。王蒙的《論“費厄潑賴”應該實行》就是在喝咖啡時聊出來，后來成文發表。
活動地點有時是東四附近的點心店，有時是朝陽門外的冰激凌店，或者咖啡店。王蒙每月必去，語言學家呂叔湘也來參加過。有商人“談得高興，臨行掏出支票，說今日全由他付賬”。
沈昌文還愛組織飯局，這是他聯絡作者的“法寶”。他帶王蒙吃過大閘蟹，帶郝明義吃過臭豆腐，帶陳冠中吃過洄魚，帶許紀霖喝過豆汁。飯局也就成了他約稿和聊出版選題的地方。
朋友們稱他為“飯局局長”。他因此引來過批評，但靠著“吃”，他征服過不少文人。李澤厚、金庸、羅孚、秦暉、錢理群等都曾出現在他的飯局上。
他也確實愛吃，尤其是紅燒肉。他負責《讀書》雜志時，編輯部常有紅燒肉的香味飄出來，當然，也有啤酒、咖啡，它們一起構成20世紀八九十年代編輯部里必不可少的三樣東西。
“編書猶如下廚。”他年輕時常開玩笑：“想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目的是從他們那里汲取知識資源”，再傳遞給讀者。他喜歡把認識的不認識的攏到飯桌上，讓他們彼此認識、交流，甚至爭論。很多人都成為他的作者。
上世紀80年代，在這本不大的雜志上，他們探討不準用“？”的生活，談論中國女性的問題，思考商品經濟條件下知識分子的去向。那些作者的一篇篇文章又經《讀書》編輯部匯集成刊，變成一個個“思想文字的包裹”出現在全國各地讀者的手上。
這樣的包裹曾寄到內蒙古一個離退休的老頭特吉斯手里，讓他不再是那個“閉目塞聽的可憐蟲”。他從1983年就開始訂閱《讀書》。在1996年元旦寫給《讀者》編輯部的信中他寫道，為了買到《讀書》介紹的好書《顧準文集》，他尋遍呼和浩特的大小書店。亦有身處國外的讀者，在國外圖書館遍尋無果，回國后帶著幾本雜志出國，雜志在朋友間流轉。
1981年，在一次飯局上，華裔作家韓素音向沈昌文介紹了《第三次浪潮》，并隨后寄來一本英文本。沈昌文先找翻譯家董樂山先生翻譯了部分章節在《讀書》連載，那些內容立即在中國產生了“強大的沖擊”。
1984年，該書公開發行。錢學森專門寫過評《第三次浪潮》的文章，指出“書中提到的電子計算機、航天工業、海洋開發、遺傳工程等新興技術，確實對我國生產力的發展具有很重大的意義”。
在沈昌文看來，那些年他經手出版的書中，最有名的是美國作家房龍的著作，尤其是《寬容》。沈昌文在《也無風雨也無晴》一書中回憶道：“幾經研究，我覺得他的《寬容》最符合當前需要。我們多少年來，特別在‘文化大革命’的年頭，受的教育都是要進行你死我活的斗爭。現在當然要改變，要提倡寬容，使人們的生活更舒適、更自由、更多生機和活力。”
這本1985年出版的書影響很大，呂叔湘后來專門夸贊過沈昌文，“這題材選得好”。沈昌文去世后，有人想起上世紀80年代父親帶他去漢口的書攤花2.05元買下《寬容》的那天，父親說：“這是好書”。
“一個沒有自己專業、沒有特定立場、沒有特別固執的角度的人，也許在那個時代當一個主編，恰恰能夠開出一個百花齊放、自由爭鳴的雜志。”1986年就開始成為《讀書》作者的葛兆光說，沈昌文沒有偏見，這是他最大的好處。
那時，經沈昌文手出版的書還包括瓦西列夫的《情愛論》、楊絳的《洗澡》、蔡志忠的漫畫、金庸的武俠小說。當年出版楊絳的《洗澡》時，沈昌文被問“屬于你的分工范圍嗎”，出金庸的武俠小說時，武俠小說尚在限制出版之列，還有“毒害青少年”的罪名。但這些問題都被沈昌文化解了，他說《洗澡》有“深刻的文化內涵”，說金庸的武俠小說有“很強的人文思想”，最后出版方案都被批準了。這也是出版人陳昕覺得沈昌文最令他敬佩的一點，“在錯綜復雜的環境里，沖破重重阻力，想方設法出版好書、辦好雜志。”
在出版界干了一輩子，敬重沈昌文的人不少。他把多年積攢的人脈和和五花八門的京城餐館都放進脖子上掛著的PDA里。他曾形容自己的晚年生活就是“做媒”，有媒體記者找到他，尋找某位作家的聯系方式，他立刻找到就給。
暮年，沈昌文送走了許多人。一起張羅“思想操練”的費孝通、呂叔湘、金克木、許國璋、陳原、范用……他組局的機會越來越少。
73歲的時候，他說自己的思維已經衰退了，但腸胃功能還很好。他還是愿意參加年輕人組的飯局，每天和有學問的人一起吃喝。有時候，免不了帶幾本從舊書攤淘來的書，供朋友們挑選帶走。
晚年，他最常待的地方是西總布胡同里60余平方米的“書房”。《文匯報》編輯陸灝去過那里，在那些被沈公的藏書擺滿的房間里，陸灝見過周建人為沈昌文題的一幅字，寫著他哥哥魯迅的詩：“殺人有將，救人為醫。殺了大半，救其孑遺。小補之哉，烏乎噫嘻？”
上個月，陸灝得知出院后沈昌文胃口一直不太好，就給他寄去醉蟹和禿黃油，這是沈昌文最愛的家鄉味。確診肝癌晚期后，沈昌文在醫院沒住幾天，就鬧著要出院。雖然他那時耳朵已不大聽得見，胃口也不怎么好，但出院后，又像好人一樣開始工作，每天忙個不停。
陸灝問沈昌文的女兒：“老沈最后幾天說過什么？”
“他說對你的醉蟹最喜歡，我晚飯時給他夾出一只，他就乖乖地問我，喝一個啤酒吧，有螃蟹，其實他已經不大吃飯了，但能吃完一只蟹。最后一天是周六，從白天就迷糊，像是在微醺狀態下，我用按摩錘敲打他后背，他一副舒服的樣子。”他女兒說。
胡同里的鄰居最后一次見沈昌文是2021年元旦過后，他照舊背著雙肩包去書房，獨自一人。
書房里的書堆得很高，他在那里上網，看書，或者聽鄧麗君的歌。透過書房幾扇朝南的窗戶，看得見泛黃的舊書積在陽臺，冬日斜陽灑在某酒家的手提袋上，幾支毛筆靜靜地掛在朝北窗臺的筆架上。這在那棟紅白相間的小樓里算得上顯眼。只是，如今那些舊日的紙與筆再也等不來它們的主人。（見習記者 李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