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黃某某的‘生意經’表面打著合作共贏的旗號，本質上卻是把權力當作斂財謀利的工具，最終‘聰明反被聰明誤’，教訓深刻、令人警醒。”近日，在四川省大邑縣紀委監委聯合縣委黨校面向全縣100余名村（社區）黨組織書記開展的互動式警示教育課上，一起“老熟人”案例引發了在場學員的熱議。

案例的主角也曾是村干部——安仁鎮原白鶴村黨支部書記李某和村會計黃某某。利用協助鎮政府負責本村土地整理項目的機會，兩人和個別村民做起了“生意”，通過違規操作讓這些村民在土地整理項目中得好處，并以“勞務費”的名義把一疊疊鈔票揣進自己的腰包。2018年，大邑縣紀委監委在核查中發現李某、黃某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的問題線索，立即對兩人進行了立案審查調查，并對兩人作出開除黨籍、犯罪問題移送檢察院起訴的處置。

李某、黃某某的“生意經”說起來并不復雜。2013年，大邑縣安仁鎮人民政府在該鎮包括原白鶴村在內的9個村（社區）實施土地整理項目。該項目在村民自愿的基礎上，鼓勵村民拆除老舊房屋恢復成耕地，搬入統建安置小區房。按照鎮政府的工作方案，村民根據拆舊地塊交地面積多少，在取得安置房時享受不同的補差價格，其間形成了每平方米120元至1020元的價差。正是這個價差，讓李某、黃某某看到了做“生意”的契機。

利用負責該村項目實施過程中的測量、繪圖、統計、報表、資金往來等工作的便利，李某與黃某某一拍即合，通過中間人向交地面積少、需要高價補差的村民傳遞信息：李書記、黃會計有辦法讓其少出購房款。于是，兩人的“生意”上門了。

“我家人均交地面積達不到標準，能不能想辦法幫我‘整夠’面積，讓我家少補點差價？”為達到少出購房款的目的，村民唐某找到兩人“求助”。2014年下半年，李某、黃某某利用職務便利，通過增加、調劑拆舊交地面積等手段，為唐某家庭虛增交地面積204.19平方米，使本應按1平方480元補差的唐某家庭，最終按1平方米120元補差獲得了175平方米的安置房，為唐某家庭謀取少繳補差款6.3萬元的不正當利益，事后收受唐某2萬元“勞務費”。同樣找到兩人的還有張家兩兄弟，兩人故技重施，為張氏兄弟兩戶虛增交地面積400平方米，謀取少繳補差款12.663萬元的不正當利益，事后收受了8萬元“勞務費”。除收取村民“勞務費”外，李某、黃某某還通過隱瞞土地整理政策、偽造交地材料、虛構事實等欺騙手段，將其他村民應得的土地補償款共計45.3868萬元騰挪到自己口袋，既遂11.63萬元，未遂33.7568萬元。

對于自己的所作所為，在審查調查之初，李某、黃某某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面對審查調查人員，黃某某很快就承認了自己違紀違法的事實，而李某卻對自己的“生意”另有說辭：

“找我辦事的人是群眾，我在執行政策時作一些變通，得實惠的還不是老百姓？工作中我加班加點，處處為村民利益著想，勞務費也是你情我愿，我沒有錯誤。”李某信誓旦旦申辯道。

“沒有工作的權力、便利，你能掙到這些‘勞務費’嗎？”當審查調查人員拋出這個問題時，李某頓時啞口無言。

做正當生意，取得共贏效果，是市場的價值導向。但作為村干部，李某、黃某某利用工作權力、便利，違紀違規經營生財“歪生意”，卻是大錯特錯。在警示教育片中，李某回憶起自己入黨初心時十分悔恨：“當紀委宣告取消我黨員的資格時，我流下了成人以來的第一滴淚，全身像掏空似的，很沉痛，真的十分后悔。”事實上，李某、黃某某在原白鶴村工作時也曾取得過一些成績，但當面對土地整理中的巨大利益誘惑，他們最終失去了紀律警戒，職責變成了“生財機會”，工作念成了“生意歪經”。

2019年底，因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詐騙罪，李某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10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萬元；黃某某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0.5萬元。

土地整理、征地拆遷是腐敗風險的易發高發領域，在具體工作過中，如果監管不能一竿子插到底，很容易讓人鉆空子，欺上瞞下，產生腐敗。案件查處后，大邑縣紀委監委向安仁鎮下發了《監察建議書》和《預防腐敗建議書》，督促安仁鎮開展以案促改，系統治理。同時，還在全縣范圍內播放警示教育片《正風反腐劍出鞘——土地整理中的利益誘惑》，督促全縣各鎮（街道）汲取李某、黃某某案的教訓，在土地整理中進一步壓實監管責任，堅決壓縮村干部的“生意”空間，防止類似案件再次發生。（成都市紀委監委 ）